赵汀阳“第一哲学”系列论坛 01丨赵汀阳：“创造”是动员一切问题的动词

当代汉语的丰富性，蕴涵着新的哲学可能。如何在延续中国固有哲学精神的基础上，面对当代世界展开新的思考，是中国哲学研究应该面对的问题。赵汀阳大概是当代中国敢于质疑和挑战自古希腊到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极少数哲学家之一，他尝试构建了一种“新形而上学”，对创世论的起源问题、存在论的本源问题和历史哲学的溯源问题等直面生活本身的论题给出了极富原创性的思考。

三联书店自2023年起，推出“赵汀阳集”，集中呈现赵汀阳有关新形而上学的建构与思考。2023年9月23日，“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六季”围绕赵汀阳《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这部富有原创性的哲学论著，邀请赵汀阳、张志强、孙向晨、陈立胜、唐文明等学者展开多视野、多角度的论辩与交锋。本季五人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主持。

杨立华认为，赵汀阳自八十年代开始的原创性的哲学努力，在今天依然是震撼性的，其中蕴含着新的道德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甚至美学的可能。《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呈现了赵汀阳以动词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新的创世存在论，这种动词哲学不仅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也重新发现和建构了中国哲学。

杨立华特别指出，赵汀阳的文风简朴有力，思考洗练至极，他的写作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和修辞，只为将事情本身说清楚，堪称语文写作的范本。当语言抛去了一切修辞的遮蔽，思想本身的力量将直抵人心。

今天推送赵汀阳在本季五人谈上的主题发言，他特别针对本次论坛，对动词哲学的研究补充了未刊于书中的全新思考。在赵汀阳看来，如果有哪一个动词能动员所有哲学问题，那就是“创造”，中国哲学之“作”，它试图理解事物之所成，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说明。

本季五人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整理，经作者审定，将以系列对谈与回应的形式陆续刊发于“三联学术通讯”，敬请关注。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六季现场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代表作有《论可能生活》（1994）、《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009）、《第一哲学的支点》（2013）、《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2016）、《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2016）、《四种分叉》（2017）、《历史·山水·渔樵》（2019）等。2023年三联书店将陆续出版“赵汀阳集”。

“创造”是动员一切问题的动词

文丨赵汀阳

形而上学，或者说第一哲学，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陆续有些推进的想法，主要论点写在《一个或所有问题》、《第一哲学的支点》和《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里，在此我想补充一点想法。

赵汀阳著《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

以名词为本或以动词为本，是两种思想效果

语言学对语词有其属于语法的分类，诸如名词、动词、实词、虚词、连词、形容词等等。语法自有语法的道理，但假如从哲学性质上来理解语言，就有另一种道理，维特根斯坦成为“哲学语法”。语词的哲学性质是什么样的，恐怕就与语言学的分类有所不同了。我愿意把名词和动词理解为思想的“话题”，而把联结词理解为思想的“结构”，其他的是辅助功能或“辅料”了，当然也有用，但辅料语词并不承载思想问题。对于思想，话题和结构是最重要的。关于思想的结构，逻辑学已经充分研究了联结词，解释了大部分的思想结构，但也剩下一些在逻辑学里不容易解释的问题，比如意象之间的关系。另外，目前的逻辑属于以名词为本的逻辑，我在幻想应该有一种动词逻辑，才能表达更多的思想关系。目前还没有动词逻辑，只是一种想象。除了思想结构，作为思想内容或思想对象的思想问题，就或者落在名词上，或者落在动词上。

维特根斯坦著《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9

不难观察到，大多数的思想体系都选择以名词作为基础来展开思想线索。欧洲思想就主要以名词为基础，尤其是那些一般普遍的大名词，比如存在、实体、本体、现象、理念、真理之类。儒家也略微倾向于以名词作为思想基础，孔子就注意到名词对思想的巨大决定性，人们相信名词经常超过相信事实，于是提出正名理论，试图澄清名实关系。不过，中国哲学的许多名词，在我看来，其实质是动词，例如自然，并不是nature，而是being natural 或to be natural。或者道，并不是像公路那样给定的实体道路，反而是形成道路的动态变化，就是说，在实质上，道是形成道的那个动词，不是作为规定路线的那个名词。当然，中国哲学的许多概念同时既是动词也是名词，这是语法现象，需要具体理解。

以名词为基础来开展思想是很自然的，因为大量思想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知识的形成首先是分类学，没有分类学就没有知识，甚至无法思想。分类学是人文系统，是人对事物的文学化理解，语言、文学和人文秩序是同一的。分类学在功能上具有“经济学”优势，一开始是思想的经济学，因为必须分类才能够有效率地识别各种事情，否则世界是混沌。分类学把无序存在转换为有序存在，除了识别事物的直接“经济学”效果，进而也自动成为了思想的政治学。分类学的名词体系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事物秩序，并非事物本身的秩序，事物本身是能量、组织、变化和互相作用，与人类语言里的名词系统毫无相似之处。人类加予事物的名词秩序是个种加属差的等级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权力等级或官僚系统很像，都是层级（Hierarchy）系统。名词系统为事物标注了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理论是一个关于秩序的政治学理论。

分类学建立起来的事物秩序事实上是自然事物本来没有的，而是人的发明，这个事实很重要，涉及到知识和思想的有效性、可信性或真理性等问题。人类通过名词分类学发明了所谓的共相（The universals），事物本身没有共相，但思维需要共相。共相通常是概念，就是概括（generalization）。根据事物在生活经验里的相似性、关联性和重复性而概括出来的概念是事物本来没有的关系，在此我倾向于唯名论的。所有概念都是共相，而共相都是虚构的思想对象，自然界里不存在。人类编造出了名词，意识就把这些名词作为对象来思考，这意味着，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在思考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共相的集合论为事物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秩序和检索系统。如果没有分类学，人类也不可能建立还原论的思维，人类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知识都属于还原论，可以说没有还原论就没有知识，尽管只有还原论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原论在分类学的概括之上对事物进行分析，即分解，这是在思想秩序下对事物的分解，把事物的整体性分解为容易理解的简单关系尤其是可量化关系。

“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六季现场

为什么需要还原论呢？是因为人类的头脑或意识不够聪明，理解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透彻地看到事物是什么样，尤其难以处理事物的无限性、连续性和整体性，于是被迫把复杂的事物加以分解和分析，还原就是化简，reduction，一直化简到人类可怜的智力几乎可以一目了然的程度，终于能够理解了。人类以还原论来建立知识是因为人类很笨，也许外太空高级文明就不需要还原论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还原论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在分类学建立的名词体系上，以还原论的思维居然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知识，确实很伟大。但今天的问题是，基于名词思维的知识能量正在逼近极限，准确地说，名词思维的“库存能量”只能保证知识在量上的积累，难以产生实质性、系统性或视域性的突破了，或者说，现在人类思想观念的增量主要是积累型或修补性的，很少有原理性的突破。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思想的一部分根本问题落在名词思维的空间之外，是名词思维处理不了的，或无法给予有效解释。

此类问题很多，我想举一个重要而简单的例子，即因果关系。在还原论或者名词思维的体系下建立起来的知识，直到今天还不能充分解释什么是因果关系，尽管所有可信的知识都基于因果关系，所有的科学无非试图解释因果关系，但笑不出来的是，我们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因果关系。通常，按照古典的解释，如果事物a导致了事物b的发生，那么这就是因果关系。听上去好像很清楚，其实是两个名词之间的糊涂账。所谓的事物，其实都是概念定义的共相，只是“代表”了某类事物，并没有与真实事物的事实情况建立充分映射。这种解释只是两个共相之间的糊涂关系，我们并不能因此知道真实的因果关系是如何发生的。现代的因果观念是还原论的解释，通常认为：如果有一组变量v，并且几乎总是有稳定的后继产出o，那么就算是一个因果关系。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此类解释算是比较清楚的，但仍然不能解释因果的必然性或强制性，而且我们还需要把v之外的所有情况全部设定为常量c，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武断假定，不是科学知识，更不是真实情况。事实上，在我们选定的这一组变量之外的所有事物其实也都是变量，而不是常量。准确地说，整个世界都是变量，这是一个无穷量。但如果说整个世界是某个事件或某个事物的原因，这等于是废话，什么都没说，因为整个世界的无穷量是无法计算的。所以，科学所理解的因果关系，其实只是概率关系，而不是我们真正在寻找的那个因果关系。

赵汀阳著《走出哲学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那么，因果观念从哪儿来的？我多少有点吃惊地发现，至少我相信是这样的：真正可知的因果关系只存在于人的行为里。就是说，有一个行动a制造了结果o，这个“使之成为”的关系可以充分映射为一个有头有尾的发生过程，这个过程有着完整性，可以查询的事件的偶然“起源”和必然结果，因此能够建立关于特定事件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分析。人是有着自由选择的主动者，人就是某个过程的“本源”，人的某个行为，必然地导致一个事情的发生，这个因果关系是限定而充分的，不需要把世界的无穷变量算在里面，可查询的原因就是人的行动。也许有人会认为应该把整个社会的影响计算在内，但我认为引入社会的无穷量是矫情。只要人有着自由意志，人就是本源点，这个自主的本源点无法还原为社会影响，尽管人确实受到社会的影响，但自由意志无法还原，因此社会影响不构成必然性。这与自然界不同，自然过程里不存在自由意志的本源点，所以万物都是相关变量，至今还不知道自然的本源点，或者是大爆炸的能量原点？或者是上帝？在此我们不需要讨论此类神学命题。我猜想，当我们谈到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很可能源自一个拟人化的想象，自然因果关系只是人把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加到自然之上所产生的观念，是把事物运动看作是与人相似的行动。然而事实是，自然界的变化只不过就是发生而已，不是自由选择的行动。因果观念只是一个例子，可以表明，许多问题是名词思维不能分析的。

名词思维追求的是分类和定义。分类需要命名，命名就必须追求定义，而定义就是为事物建立一个边界，就像为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边界。如果是理想的边界，必定是封闭的，如果不封闭，有漏洞，那么许多事物都能够成为特洛伊木马，定义就失控了，结构被破坏了，事物的概念就崩塌了。为了让事物的概念不会崩塌，就要建立封闭的概念边界。一个理想的名词及其定义一定是封闭的概念，相当于封闭的集合。如果完成概念的封闭性，这个名词就定义了事物之“所是”，即其Being和本质（essence），也就是事物的is-ness。名词研究的就是事物被假定为不变的is-ness或being。简单地说，名词研究“是”。由“是”就派生出或虚构了本质，就是由is-ness派生的essence，这是一种语法性的派生，并无与之对应的真实。真实总是存在于无法限定的变化中，但名词思维无法表达变化，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在封闭概念里来表达，所以我相信，属于变化的事情就只能通过动词思维来解释。如果说名词研究的是to be，那么动词研究的是to do。换句话说，动词试图理解事物之“所成”，而不是事物之“所是”。

“中国哲学五人谈”第六季现场

错位的问题与迟到的方法

动词研究to do。按照亚里士多德传统，相当于研究practice；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相当于研究“行”，都指向所谓实践的问题，都是关于动词的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在研究动词时有不同的发现。举几个例子，孙子发现了最早的博弈论，涉及博弈均衡和共同知识等思想。老子发现了动词里的最小失败行为模式，即无为，不做无必要的事，是风险规避原则的最早表述，也与物理学的最小做功原则（least action）是相通的。亚里士多德和儒家都从动词里发现了伦理学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属于实践智慧，儒家则相信道德是映射了天道的人道。商鞅和韩非也有重要发现，即真实的事情是其实践可信性的函数，或人们对于一个行为的信任度的函数。可惜这个发现经常被忽视。维科发现了动词的历史性，即verum必须是factum。马克思发现了实践或劳动。维特根斯坦发现了游戏论，冯诺伊曼发现了博弈论。最新一代科学是复杂科学，也可以理解为试图解释动词。如此等等。

我的工作是试图理解突变性的动词。以上谈到的这些已有研究，主要是研究连续性的、过程性和积累性的动词。在我看来，突变性的动词是决定性的，类似于生物学的基因突变问题。生物学当然需要达尔文式积累性变化过程的研究，但还需要研究结构变化或基因突变，突变动词的道理与此相似。大多数时候，动词是连续性的积累过程，但其中的突变动词才是真正改变结构的动词。对突变动词的研究也就是研究“创世性”的问题，即creation或making，中国哲学的概念是“作”。

《易经·系辞》的上篇讲的是关于万物的形而上学，下篇讲的是存在论，核心问题是人的创作，这是直达要害的问题，可惜长期被忽视，虽被当成上古奇迹，但不再被理解为具有当代性的问题，或与儒家提倡“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有关，这个以“述”代思的传统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西方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创世问题归于神学，他们有基督教，有《圣经》，所以创世的事情归于神，不属于人。创世问题既然属于归于神学，于是在哲学里就被长期忽视，这是掩盖创世问题的另一种路径。

我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被错位地放到神话或神学里的问题重新挪回哲学里来。创世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本源问题，理应属于哲学，而且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人也是创造者，虽然比不上上帝，但也是具有本源能力的创造者，人没有创造世界，但也创造了很多事物，尤其是创造了文明、历史、社会，创造了自然所无的许多秩序，包括政治、法律和伦理制度。所以说，人自身也是本源，也拥有属于人的创世论。对于人来说，人的创世论同时就是存在论。把属于神学的创世论迁移到哲学里，就转化为存在论的新问题。在我看来，属人的创世存在论问题系列是以否定词（非；not）为开端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否定词发明了可能性，这是存在论的突破。在出现否定词之前，存在仅仅表现为必然性和现实性，不存在可能性，也看不见可能性。自从否定词发明了可能性，存在论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否定词之前，存在并没有“未来”的维度，只有无差别的永远流逝。是人类虚构了未来，为存在的概念增加了时间维度，因此创造了历史和历史性，就是说，有了可能性，事情就可以不同地发生，未来在时间上形成了博尔赫斯所说的路径分叉。人们想做不同的事情，大家一通乱干，就造出了不同的历史和不可测的未来，所以，可能性的发明使历史成为可能，也使不同制度和秩序的发明成为可能，如此等等，这些就是动词研究的核心问题。

赵汀阳著《论可能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要研究创世论或存在论突变的问题，博弈论或游戏论就不够用了，博弈论能够解释理性行为，能够发现理性的均衡解，能够解释结构的稳定性和鲁棒性，但不能解释结构突变或缺乏理性理由的创造，不能解释所有冒险，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我相信这些方法有用：

（1）递归。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人类一直都在试图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社会冲突、利益和权力分配、权利与责任、制度与秩序等等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解决好，人们一直在这些问题上试图有所发明创造。那么，我们如何确认哪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基本问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最常见的错觉是以为大概念都是基本问题，但许多大概念只不过是语法功能，并不蕴含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存在”并不意味着根本问题，只是思想的前提。真正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本源问题，找到本源问题也就找到了思想创造的发生地。在我看来，本源问题要用递归溯源的方法来发现。假如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或哪个社会里，总有一些问题是永远递归的存在，永远在场，而且还根据情况而迭代演化，那么，这些决不退场的问题就一定是真正的本源问题。

（2）涌现。这是当下复杂科学正在研究的但尚未成熟的方法，但很值得关注和思考。很多事情，当还原到足够清楚的细节时，反而看不清事情的真正面目了，因为非常清楚的细节无法表现事情的整体性、结构和系统性。但是，事物的整体或系统才是事物的演化条件和演化结果，因此，要完整地理解事物就只能通过涌现（emergence）的方法去发现事物在系统上和整体上才得以形成的意义，可以说，涌现是任何变化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的效果。不仅因果关系经常是一种涌现，创造性的突变更是一种涌现。

（3）存在论事件。这是我定义的用来解释历史和历史性的一种方法。所有的突变涌现，如果其能量足以导致系统或结构的改变，那么它就改变了存在，所以我称之为存在论事件（ontological events）。存在论事件可用来解释奇迹的发生，或系统变异、或结构突变。尤其是能够用于解释功能的变化如何导致结构的改变，或反过来，结构的变化如何产生新的功能。存在论事件的视域是以可能性或未来性去理解存在，这意味着从未来可能性反过来或倒回去理解现实和历史，或者说，以可能性去理解现实性，去理解如何在可能性中创造出现实性，去理解何以在特殊性中创造出普遍性。简单地说，创世存在论就是一种动词哲学，它试图分析这样的问题：在缺乏真理和知识的情况下，在未来只是不可测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在无知的条件下，我们面对着无限而未定的“纯粹未来”，到底是哪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什么样的行动非做不可？

面对纯粹未来的动词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赌博，一种是创造。这就是“纯粹动词”的两个解。我们要寻找哪一个动词能够动员所有问题，或哪个动词发出了全体动员令，我找到的就是这两个解，但其中只有一个是真正本源的动词。首先排除赌博，因为赌博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至多导致了一个历史事件。无论是推翻政权，改换朝代，还是一个王杀了另一个王，这些“巨变”虽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再惊险也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未必能够形成存在论事件。如果仅仅是历史事件，就意味着对文明缺乏建设性，因为没有改变存在的结构和功能。况且，赌博的效率低于理性行为，低于博弈论的最优策略，因此，“赌博”可以解释历史的变化，但不能解释人类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只有创造是建设性的，有建构能力，创造必须去建立新的结构或创造新的功能，甚至创造新的系统。创造是对一切革命的说明，所以成为解释人类存在方式的存在论事件。创造就是创造了名词的动词，是能够动员一切问题的动词。

往期回顾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 第五季 谢林与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 第四季 真知与游观：癸卯论庄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 第三季 历史·山水·渔樵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 第二季 生生：技术统治的时代如何做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 第一季 生生不已：当代汉语笔下的中国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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